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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危险,身经百战的司令员被混入革命队伍的还乡团杀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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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可怕,杀害中共毛泽民、陈谭秋等高层领导人的凶手,李英奇、张思信、富宝廉以及一批罪大恶极的特务,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既然都逃到别处隐姓埋名做生意了。好在新疆解放,北京和东北解放,全面追捕凶手,归案法办。
如果潜逃,隐藏,被他们逃脱处罚,甚至混进革命队伍,这个后果会是什么?

脱逃的,混进革命队伍的不是没有,于是后来确实挖出很多,但依然存在没有挖干净的。
一个还乡团混进革命队伍,既然杀死了身经百战的大军区司令员,还杀死一批革命军人。
多么残酷的现实啊。
还乡团、南霸天、还有潜伏者,要是当上有实权的大官,那还了得啊,不知道多少人会被颠倒黑白地害死害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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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危险,身经百战的司令员被混入革命队伍的还乡团杀害

凶手敲谭甫仁夫人王里岩的房门,王里岩以为是谭甫仁敲门便打开了房门。王自正面露凶光地问:“谭甫仁在什么地方?”王里岩情知不妙,便尽力保护丈夫:“不知道。



 王里岩呵斥:“你要干什么!”凶手用手枪对准司令员夫人,王里岩本能地跑到沙发旁,凶手顶住她的额头扣动扳机,夫人当场死亡。
    那一刻,身经百战的谭甫仁也发生了判断上的错误,听见枪声他本应躲在屋里,可他偏偏跑了出来,也没有带上武器,因为多年来高级首长已经不用亲自带武器了。
 同一时刻,住在谭家另一个房间的六姨妹也惊惶失措地跑了出来。凶手并没有理睬六姨妹,径直奔向谭甫仁。谭甫仁跑到窄窄的小天井里,王自正看准了谭甫仁进行射击。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死在一个亡命徒手中。
建国后罕见高级将领遇刺案:谭甫仁被害内幕


  谭甫仁是一个从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成长起来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他曾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昆明军区政委。“文革”内乱中,云南成为打砸抢的重灾区,他被毛泽东委以重任,派往云南主持工作,却踏上了生命的不归路。新近出版的《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对这桩建国以来罕见的高级将领遇害案作了详尽的回顾。
  唱《国际歌》的俘虏成为红军战士
  1928年春季,红四军一团一营、三营及教导队打了新城一战,仗打得干脆漂亮。南门一个营守军因我军已突进城里,遂把南门关闭,企图从西门逃窜。我军早已派出了教导队埋伏在这里,一个整营的敌人一个也没有跑掉,除了被击毙的以外,都成了教导队的俘虏。
  父亲当时在教导队当区队长兼教官,战役结束以后所有的俘虏都交给了教导队看管。一天,父亲当班值星。忽然听到楼上的俘虏中有人在唱《国际歌》。歌声引起了父亲的注意,因为当时敌军兵营中是不能唱《国际歌》的,这首歌只有红军的部队里才有人唱。
  看见父亲上楼,歌声就停止了。父亲只得发问:“刚才这首歌是谁唱的,请站起来!”
  一个清瘦的青年俘虏起身答道:“是我唱的,长官,如果不允许俘虏唱,我就不唱了!”
  我父亲说:“不,可以唱,你唱得很好。叫什么名字?”
  那个青年说:“我叫谭甫仁!”
  我父亲说:“你在哪里学的这首歌?”
  谭甫仁立即变得眼泪汪汪起来。原来谭甫仁是广东仁化人,参加过彭湃领导的第二次东江起义。在那次起义中,他学会了唱《国际歌》,没想到起义遭遇到巨大挫折,不得不随着起义部队四处逃散。谭甫仁逃到了江西一个地方,在饥寒交迫中,无奈之下只得去军阀朱培德部当了一名士兵。这次谭甫仁随着部队来到新城布防,没想到竟成了红军的俘虏。
  父亲安慰了谭甫仁几句,问谭甫仁:“你还能想起东江起义的其他领导人吗?”
  谭甫仁说:“能啊,比如我们东江纵队的总指挥朱云卿。”
  父亲告诉他:“朱云卿就在我们部队里,是我们的团参谋长,他现在就在团部。”
  谭甫仁用近乎哀求的语调对父亲说:“能不能安排我跟朱参谋长见一面?谢谢你了!”
  父亲说:“我这就去给你安排。”谭甫仁高兴得不得了,立即给父亲敬了一个军礼。
  父亲吃饭时碰到了毛泽东,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一棵红色的苗子哩,现在该让他归队了,要把他留在革命队伍里!”
  这样,谭甫仁就从俘虏中被解放出来,充实到了教导队。开始当学员,不久就成了教导队的文书。谭甫仁这棵红色的苗子,在毛泽东的政策下,很快成长起来,从此,他成了一名共产党的职业军人,更是铁了心跟着毛泽东干一辈子革命。

他指挥的炮声成为毛泽东笔下千古绝唱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谭甫仁到工程兵担任政委。父亲在几十年的司令员生涯中,同几位政委合作得都不是太好,可能司令员和政委双方都有各自的责任,这种格局在部队中是常见的。但是父亲说过,和谭甫仁合作是很融洽的。父亲也向我讲过谭甫仁回到革命队伍后的事情,谭甫仁打仗曾经引发了一首被亿万人传诵并流芳百世的毛泽东的词。
  那是1928年8月30日早上,国民党湘赣敌军4个团向井冈山扑来,妄图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举扼杀在摇篮中。团长朱云卿观察到敌人已很近,便命令“打”,简陋装备的鸟铳、步枪一齐开火,红军积攒了一些大石头也派上了用场,大家从高处掷下,大石头飞速滚下,敌人被砸得惨叫声四起,纷纷从羊肠小道两旁滚下山去,不是摔死就是伤痕累累。
  敌人知道红军枪弹有限,在下午4点卷土重来,谭甫仁看看自己的枪膛只剩下一发子弹了,石头也不多了,十分焦虑,只见他大声喊道:“团长,前不久我们修的那门大炮呢﹖”
  经谭甫仁提醒,团长朱云卿也想起在茨坪修好的一门迫击炮,马上命令几名战士把炮抬过来。他们装进一颗炮弹,正要放,突然发现没有动静,原来是一颗哑弹,再装一颗,依然没有动静,谭甫仁急得火冒三丈,对迫击炮喊道:“小祖宗,你争口气嘛!”
  此时只剩下最后一发炮弹了,谭甫仁憋住气命令:“放!”只见炮弹不偏不倚落入敌军的指挥所,随着一声巨响,敌人血肉横飞。敌人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加上冲锋号也响亮地吹起来,团长朱云卿趁机率部奋起追击,敌军害怕吃亏,赶忙逃回茶陵。
  毛泽东得知,兴奋写下:“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而制造炮声的正是谭甫仁。
  自从父亲与谭甫仁相遇,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保持了很好的友谊。抗日战争时期,谭甫仁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15师343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三旅政治委员、115师教导第七旅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军政治委员,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边陲大乱,毛泽东让谭甫仁去做“云南王”
  说到谭甫仁的去世,曾经给了父亲很大的震惊,因为这样级别的干部被暗杀,在解放以后从来没有过。父亲在电话中听到这个事件,很焦急地说:“赶快送医院抢救!”
  1967年初,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打砸抢、武斗频频,占据了云南省委、省政府,冲击昆明军区。当时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的阎红彦成了头号打击对象。
  1967年1月8日凌晨5点,造反派冲进他家要对他进行新一轮批斗,但连喊几声没有任何动静———阎红彦已经去世了。死前,阎红彦紧握双手,显得极其痛苦,悲怆地离开人世。
  不久,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赴北京开会时,神秘失踪。后来得知,他被造反派秘密关押在了南方一个偏僻的农场。
  云南成为“文革”重灾区,武斗在不断升级,这种武斗来源于江青的指示“文攻武卫”,“文革”初期,很多人认为她的讲话精神代表了毛主席,所以纷纷拿起武器互相攻击。造反派由枪战发展到炮战,甚至把军工企业研制的尚处于保密阶段的新式武器也抢来用于武斗。
  这一切传到北京,中央迅即采取措施。周总理多次针对云南情况作了指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便是一项重要举措,本来和父亲共事的谭甫仁进入决策层视野。父亲说,他得知谭甫仁要离开工程兵真有点舍不得,但是谁也阻拦不了,这是毛主席点的将。
  1968年1月24日,谭甫仁走进乱哄哄的“云南班”。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托,谭甫仁以“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身份主持了“云南班”的开学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
  2月11日后半夜,谭甫仁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紧急约见他。毛主席向来是夜间工作,和下级见面也从来不拘一格,当时,主席接见谭甫仁时披着一件睡衣。
  毛泽东谈到吴三桂做平西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教训。最后,毛主席转入正题:“你要做平西王了,执掌云南边地,封疆大吏哟!”
  毛主席向谭甫仁传递了中央的想法:“中央已决定你担任昆明军区政委,名已正,言已顺,把云南班、昆明班办好,积累的问题解决掉,卸掉了包袱,再回云南。”
  1968年5月1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委谭甫仁担任昆明军区政委。6月17日,中央又批准谭甫仁担任昆明军区党委书记。6月底的一天,周总理在中南海约见谭甫仁,再次对云南问题作了指示。1968年8月11日,谭甫仁和“云南班”代表们分乘4架伊尔18飞机,从北京抵昆明,正式当起了“云南王”,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戒备森严的军区大院发生了枪杀大案
  父亲事后谈起谭甫仁的死说过,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父亲说:“我也是司令员,如果大院里有个人要害我,也很难预防。外面的人想进来有难度,但是院子里的人要开枪,那就防不胜防了。”
  1970年12月17日凌晨,原昆明军区大院42号院内,接连发生了断断续续的几声枪响。最早知道凶杀事件的是党办秘书邹贤玉,他马上告诉谭甫仁的秘书王克学。
  王克学看见首长浑身是血,两只无神的眼睛向上翻着,谭甫仁夫人王里岩更是毫无声息。王克学顿时惊呆了,本能地大喊警卫员:“小李、小李!”但毫无动静。王秘书跑到警卫室,两个年轻战士正呼呼睡大觉,王秘书气愤地大喊:“你们怎么睡得像头猪,快给我起来!”
  不久,警卫员小李从厕所哆哆嗦嗦地出来,原来这个军人竟然被枪声吓得躲进厕所。
  谭甫仁和王里岩被火速送往昆明军区总医院,王里岩两眉间中了一弹,是要害部位。医生说:“看来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了。”谭甫仁身中两弹,一弹击中腹部,一弹打在头上。入院时,几乎没有血压。后来经过抢救才有了点微弱心跳。
  在出事的第一时间,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命王克学记录,自己通过一号台要了周总理的电话,周总理大为吃惊,当即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同志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接到命令,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飞抵昆明,在这之前由于谭甫仁腹腔内积满了血,医生只得剖开腹腔放出积血。后又打开胸腔采用心脏按摩,但无力回天。午后4时,谭甫仁终因伤势过重离开人世,那一年他正好60岁。
  根据总理指示,昆明军区常委会开始抓紧破案。常委们至少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军人,面对这起在军区首脑机关发生的恶性案件也感到从无先例。最后,主持会议的周兴感到先把枪的来源搞清,在军区大院里查枪、验枪,并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专案组经过初步调查,首先在现场获取了4颗59式军用手枪子弹壳。随即,军区负责验枪工作的保卫部发现两支59式手枪及20发子弹丢失。


13岁小男孩指认凶手
  这个案子后来的突破性进展竟然来自一个13岁的小男孩。那个叫王自正的凶手于谭甫仁被害后曾经出现过,还想杀死直接审查他的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陈汉中。他想敲开陈汉中家的门,开门的却是这个姓马的小孩,小孩在睡意朦胧中告诉王自正应该走另一个门。王自正又去敲另一个门,恰巧陈汉中出差,躲过一劫,但是这个小男孩已记住凌晨5点来的那个大人是同院小朋友王冬昆的爸爸。王自正终于被捕。
  1970年12月31日晚10时,专案组命令陈汉中、李伯志去王自正的隔离室进行审问。王自正忧心忡忡躺在床上,陈汉中喝道:“起来,到饭堂来一下,有点事。”
  王自正问:“穿哪双鞋子?”陈汉中严肃地告诉他:“穿那双解放鞋。”王自正穿上鞋,然后弯腰系鞋带,系完鞋带,敏捷地从被窝摸出一支59式手枪,甩手就是两枪。
  李伯志被击中腹部,倒在地上,陈汉中被擦伤右手。杀红了眼的王自正则提着枪夺门狂逃。幸而警卫班的战士警惕性很高,立即包围过来。王自正便举枪向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终于见了阎王。
  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内黄人,富农出身。他为什么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呢?
  在暗杀谭甫仁之前,组织上调查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进攻中原后,王自正堂兄带领一个还乡团对王自正老家的村庄反攻倒算,枪杀了村武委会主任,王自正参与了这次反攻倒算的杀人行动。后来他逃往他乡,由王志政改名为王自正,到其他地方参加了解放军。1970年初,王自正被提升为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他还没有来得及弹冠相庆,便因家乡告发历史问题而被送到俘管所隔离审查。
  王自正决心鱼死网破。他在笔记中列下了好几个要杀害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等人。权衡之后他又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而这个杀人狂魔竟然能够偷出两支手枪,进入了谭甫仁壁垒森严的住宅,可见那个年代虽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但是由于造反派干扰,被打乱的规章制度留下了各种不安全的隐患。比如,谭甫仁的住宅共布设了五个警卫员,前门两人,后边三人。那时候正值“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部队搞所谓“千里野营拉练”。谭甫仁的警卫员也去拉练,警卫员仅仅剩下两人。后来,凶犯就是从食堂拿了一张凳子,深夜爬过高大的围墙跳进谭甫仁的深宅大院。
  那一晚,王自正从厨房穿过天井进入小楼直奔谭居住的卧室。凶手敲谭甫仁夫人王里岩的房门,王里岩以为是谭甫仁敲门便打开了房门。王自正面露凶光地问:“谭甫仁在什么地方?”王里岩情知不妙,便尽力保护丈夫:“不知道。”
  王里岩呵斥:“你要干什么!”凶手用手枪对准司令员夫人,王里岩本能地跑到沙发旁,凶手顶住她的额头扣动扳机,夫人当场死亡。
  那一刻,身经百战的谭甫仁也发生了判断上的错误,听见枪声他本应躲在屋里,可他偏偏跑了出来,也没有带上武器,因为多年来高级首长已经不用亲自带武器了。
  同一时刻,住在谭家另一个房间的六姨妹也惊惶失措地跑了出来。凶手并没有理睬六姨妹,径直奔向谭甫仁。谭甫仁跑到窄窄的小天井里,王自正看准了谭甫仁进行射击。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死在一个亡命徒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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